“中国成为有史以来首个技术领先的发展中国家——此前从未有发展中国家取得过这样的成就。”近日，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时表示，中国在越来越多领域跻身技术引领者行列，这一成就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。而中国能否顺利达成“十五五”规划目标，其关键考验来自外部——既有直接威胁，也有间接挑战。专访前半部分此前已发布（）， 现将专访 后半部分发布如下 ： （全文约7000字，预计阅读时间18分钟）

　　观察者网：让我们转到经济话题。在中国，有一种非常主流的说法认为，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，中国消费率非常低。而另一方面，也有一些经济学家，比如余永定、张军等经济学家用数据表明，中国已经是消费驱动型经济体；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之所以看起来低于发达经济体，部分原因在于其服务消费占比更低—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教育、医疗、交通等公共服务支出。我认为，这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，却常被那些坚持盲目将中国与西方国家作比较的人忽视。您对这一问题有什么看法？

　　罗思义：中国投资占GDP比重高于西方经济体，而消费占GDP比重低于西方经济体。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。

　　在中国，关于消费的问题存在诸多混淆。这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，也是美国试图诱导中国进行经济自杀的领域之一。接下来我将首先澄清两个容易引起混淆的问题。

　　谈及“提振消费”，这一概念实际上可能指向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，极易引发混淆。因此，有必要厘清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的区别——二者不仅本质有别，甚至方向相悖。

　　事实表明，消费占GDP比重越高，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。这是必然的，因为消费不是生产投入。

　　还有一种容易引发误解的说法。诸如“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70%”之类的说法完全不实，消费对生产和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。这是因为根据定义，消费不是生产投入。

　　因此，统计数据充分证明，消费占GDP比重越高，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。但对民众而言，关键所在是消费增长率。

　　如果消费每年能实现5%的增长，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迅速改善。但消费占GDP比重并非越高越好——若一味追求这一比重最大化，不妨去看看中非共和国或刚果民主共和国这类国家：它们消费占GDP比重高达90%，生活水平却处于全球最低行列，根源正在于长期缺乏投资。中国必须做且必须坚持的，是确保维持高水平的投资。

　　自工业革命以来，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。在工业革命时期，英国投资占GDP比重约为3%，这逐渐拉动英国GDP年均增长约2%，创下当时全球最快增速纪录。

　　大约100年后，美国投资占GDP比重为20%，其GDP年均增长约4%。现在中国投资占GDP比重为40%，其GDP年均增长5%甚至更高。过去250年来，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，与之相伴的，是经济增速的不断加快。展望未来30年，或许会有其他国家的投资占比进一步升至50%以上，超越中国目前的40%。但这样一个已延续250年的趋势，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。

　　对中国而言，关键在于消费增长率。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并非投资，而是消费的增长——它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。但是，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必须通过投资来确保经济快速增长。

　　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美国的水平，相关数据其实很直观。美国投资占GDP比重约为20%，其GDP年均增长约2%；中国投资占GDP比重约为40%，其GDP年均增长约5%。那么，美国GDP年均增长约2%会带来什么结果？显而易见，这将引发美国社会的深度不满，特别是因为那2%的增长并未均衡惠及全体民众，而是主要惠及顶层，因而会催生政治危机。

　　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2%，那么它将面临与美国相同的社会紧张局势和政治不满。但如果中国将投资占GDP比重从40%降至20%，就会发生这种情况。或者反过来说，如果中国将消费占GDP比重从60%提高至80%，那么中国经济增速也会放缓至2%。但中国在谈论消费时，应当关注的应该是消费增长率是多少，而不是消费占GDP的比例。

　　因此，在关于提振消费的讨论背后，实则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辩论，而且它也是最危险的辩论——因为这正是美国希望中国去做的。美国希望中国的消费占比与美国持平，如此一来，中国的GDP年均增速便会降至2%。

　　观察者网：对，相信一直关注您文章的读者，都已经熟悉您这些论断了。接下来的话题聚焦五年规划。我们注意到，中国近期审议通过了“十五五”规划，其中涌现出若干引人关注的新表述。尤为突出的是：第一，强调将“投资于物”与“投资于人”紧密结合——标志着发展方式正由“投资实物优先”向“物人协同”的历史性转变，将基础设施建设（物）与人力资源开发、教育、健康（人）同等对待、协同推进。其次，规划建议突出“人的全面发展”，并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力度。“人的全面发展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。您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，一贯强调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，那么你认为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”对于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增长有多重要，以及它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怎样的意义？

　　罗思义：我认为看待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盘点一下中国在“十四五”结束时所处的状况，从而审视“十五五”的任务。

　　在“十四五”规划期间取得的最显著成就是什么？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，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，而最重要的，是中国成为有史以来首个技术领先的发展中国家——此前从未有发展中国家取得过这样的成就。

　　以前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非常快。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技术引领者的能力——在电动汽车、太阳能、信息技术领域，和部分人工智能领域——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未曾做到的。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当然，这还没有扩展到整个经济。我不想夸大其词。中国并不是所有领域的技术引领者，但之前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曾在任何重要领域成为技术引领者。

　　是什么造就了这一点？有两个原因。首先是中国的研发水平很高。根据经合组织最新数据，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约为2.6%。这几乎是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的两倍——其次是土耳其，约为1.4%。因此，中国的研发水平要高得多。这是劳动社会化的一种体现，因为它与科学与教育的大规模发展息息相关。这是一方面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如果你查看数据就会发现，研发与GDP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相关性。若观察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，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直接相关性极低，为-0.31，这基本意味着没有相关性。

　　但研发与投资之间存在相关性，因为世界前10大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，为0.95。投资占GDP比重越高，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。

　　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，如果你有一个好想法——有些人认为创新就是一个想法——其实光有想法并不会带来太大改变。我们可以拿万维网（World Wide Web）举例。它是由英国人蒂姆·伯纳斯-李发明的，这是个绝妙的想法，但英国并没有在万维网的发展方面引领世界，尽管它出自一位英国人。

　　如果仅仅是一个想法，它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大。强大的是当它转化为实际的项目成果。因此，使万维网变得无比强大的，是对电信、计算机和路由器的所有投资。于是，这个想法被付诸实践，并转化为实物投资。这就是其影响力得以发挥的机制。

　　我相信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及研发人员的智力是相当的。双方在这方面没有优劣之分。不同的是什么？比较中美数据就会发现，中国投资占GDP比重高于美国，换算为具体金额，意味着中国投资总额远远超过美国。在美国，每一位研发人员背后有1美元的支持，而在中国，每位研发人员背后则有2美元的支持。这意味着，好的想法在中国能够比在美国更快地被转化为真正的创新与投资。

　　例如，看看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。在10年里，它从几乎为零发展到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。再看看太阳能电池板。中国现已占据世界主导地位。中国约占全球太阳能产品产量的80%，风力发电装机量的约60%。

　　因此，正是高水平研发与高水平投资这两者的相互作用，使中国的技术引领成为可能。因此我们可以确定，这种态势将在“十五五”规划期间持续下去。

　　我不知道目前中国在多少个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，但在接下来的“十五五”规划期间，这一数字将会翻倍。如果中国目前在20个领域领先，那么到“十五五”规划结束时，它将领先40个领域。你知道我并不是在说这些就是确切的数字，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

　　但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人力资源、研发，以及正在发生的这一关键发展，正推动着技术不断进步。

　　中国所强调的科研与生产一体化——研发同生产深度融合的过程，既是中国当前发展的关键，也是把握当下形势的核心所在。

　　为什么中国在人工智能、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新质生产力方面表现如此出色？例如，在美国，就太阳能电池板和类似的发展而言，其私营经济结构实际上对其生产的发展造成了障碍。例如，美国没有发展太阳能、可再生能源的原因之一是其石油公司不希望如此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利润受到威胁。因此，他们尽其所能阻碍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。而现在特朗普又在这样做。你能想象吗？特朗普实际上取消了几乎已经完工的风电场——海上风电场，那些本来可以发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化石燃料公司希望人们购买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，而不是让成本更低的可再生能源得到大规模发展。

　　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，美国正在发生什么？事实上，美国的每家人工智能公司都在试图创造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垄断。它们在竞争以获取垄断地位，因此它们正在使用专利和封闭技术的垄断体系。它们正试图垄断他们的知识产品。因为，美国纯粹的私人经济结构阻碍了生产的发展，因为它产生了许多既得利益者，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对该领域的最先进技术并不感兴趣。

　　相反，中国的Deep Seek开发了开源的人工智能系统。中国的创新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出发。例如，中国可以决定将发展太阳能产业作为优先事项。也许中国的某些石油公司对这种潜在的威胁不太满意，就像美国的石油公司那样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不满意。但不管怎样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因为政府决定了中国要发展太阳能。

　　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如此。也许中国有一些公司希望像美国某些公司那样垄断人工智能的发展。但无论它们愿意与否，他们都无法做到，因为政府会说你们不能这么做。因此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社会生产方式，使其能更有效地发展这些生产力。

　　首先，经济的发展当然意味着生活水平会提高，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。1949年，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，它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。但现在人们在教育、休闲、文化活动等方面有了更广泛的需求。

　　其次，劳动力将不得不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培训。我的意思是，人工智能将取代哪些类型的工作？人工智能不会取代技能最高的人，而是会取代技能最低的工作，因为这些工作最容易完成。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水平将会大幅提高。

　　认为人工智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观点是错误的，就像之前引入新技术时的所有预测一样。18世纪，英国纺织业首次引入机器时，有人四处捣毁机器，因为他们说机器会造成大规模失业。结果并没有——相反，它们加快了经济增长，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。但它们确实取代了一些特定类型的工作。自那以后，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浪潮都是如此。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发达和复杂，这一过程需要劳动力和人口的技能和教育得到永久性的大幅提高。

　　因此，现在社会必须进行更全面的发展，既包括它能够满足的人类需求，也包括将日益重要的人力投入。我认为，科研与生产一体化确实是“十五五”规划中最重要的事情。它将以“十四五”规划取得的成就为基础，这是一个真正的突破。

　　也许在“十四五”规划启动时，中国只在少数几个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，但数量不多。到“十四五”规划收官时，已经有相当多。到“十五五”规划收官时，领先的技术领域还会更多。所以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

　　罗思义：“人力资本”这个有时被使用的概念有些容易引起混淆。正如托马斯·皮凯蒂所指出的，与工厂、一块土地或一张股票凭证不同，除非在奴隶社会，你无法“拥有”他人的技能或知识。但毫无疑问，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平非常重要。

　　如果你去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，比如说韩国，现在几乎100%的人口都接受了高等教育。当然，关于高等教育的最佳形式存在讨论，传统的大学形式并非所有方面都是最好的。但你将看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大幅提升，这将与物质投资并行，但不会取代物质投资。

　　从最根本的经济角度来看，两者实际上都是劳动社会化形式的体现。物质投资是指劳动产品在多个生产周期中的使用，例如一台机器人被用来生产许多辆汽车；而教育则是将社会劳动应用于人类劳动力本身的技能培养。因此，两者都体现了经济发展中最根本的过程——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，这正是马克思所分析的核心。

　　观察者网：未来五年将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重要时期之一。在国外，您可能读过大量关于中国崩溃论、中国见顶论的文章；在国内，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担心，因为中国的增速已放缓至5%左右。那么您如何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？

　　罗思义：中国在“十五五”规划期间继续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。习主席关于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重要论述，已在“十四五”规划期间引领中国取得了历史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未曾企及的成就——中国在越来越多领域跻身技术引领者行列。这一成就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。展望未来，中国能否顺利达成“十五五”规划目标，其关键考验来自外部——既有直接威胁，也有间接挑战。

　　直接威胁在于，美国正越来越多地动用军事力量，以图弥补其相对经济衰退。这不仅是——或者说目前主要不是——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的威胁，其本质可视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。唯有当美国自认已具备对中国的“先发制人”核打击能力时，此类威胁才会演变为迫在眉睫的现实。特朗普依托其‘金穹’反导系统，正朝着这一目标推进，但该设想仍远未成真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亦以其他形式运用军事力量，并在美国军方主流中获得一定支持——例如在中国台湾省周边及各类地区冲突中制造武装对抗的威胁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国将“安全”与经济发展并重，完全合乎情理，因为美国正不断借助军事手段，试图抵消其持续相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不利影响。

　　间接威胁表现为美国试图破坏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——为此不惜投入数十亿美元。以中国技术升级这一战略任务——在越来越多产业中成为技术引领者为例。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，依赖于两个紧密关联的过程：其一，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提升；其二，中国投资占GDP比重较高，使思想创新能够快速转化为新产品或新工艺。正是后一因素，赋予了中国在电动汽车、太阳能、无人机、电信等新兴产业中，较其他国家更快发展的能力。

　　如果认为中国的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比美国及西方的同行更聪明、更具创造力，那是一种愚蠢的“反向傲慢”——与真正的西方傲慢恰恰相反。事实上，西方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同样聪慧过人。中国的优势在于，其投资占GDP比重远高于美国，这使得其研发成果能够比美国更快转化为实际产品。

　　但遗憾的是，美国主张中国向西方模式靠拢——呼吁提高消费占GDP比重——这一论调竟得到部分中国媒体的呼应。由于消费与投资之和必然占中国经济的100%，一旦中国真的提高消费占比，就势必压低投资占比，进而导致经济增速放缓，并丧失比美国更快将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的能力。如果美国的这一意图得逞，那么它自然将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与经济领先。

　　因此，尽管中国已具备‘十五五’规划成功的全部先决条件，但其最终能否实现目标，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抵御来自外部直接与间接的攻击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是中国高校第一所全球领导力学院。学院以“面向全球”“面向一流”“面向未来”为发展定位，以中外学生为培养对象，旨在培养更多符合时代需求、世界需求、中国需求的全球未来领导人和青年领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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